2016年12月2至4日，中国明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肇庆学院和中国明史学会利玛窦分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肇庆召开。研讨会以“互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他者”为主题，重点集中在“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研究”、“西方传教士眼中的明清中国”、“明清时期的西学传播”等领域，既具备了国际视域，又突出了地方特色。

美国学者魏扬波（Jean-Paul Weist）教授介绍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美学术界对于利玛窦的研究成果，指出当前研究者已经从单纯的宗教学者扩大到研究世界历史的史学家，而探寻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成就有助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定平研究员指出，罗明坚和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对西、葡式武装传教及先前依傍佛教的路线予以摒弃，亲近知识阶层，进行学术性传教，这些实践活动为推动适应儒家思想的传教策略之转变奠定了基础。福建师范大学林金水教授探讨了利玛窦、艾儒略与明末福建士大夫的交往，强调利玛窦对于士大夫的直接影响，同时指出士大夫在籍贯、亲缘、信仰、仕宦方面的同一性决定了他们对外来文化看法和认知的一致性，也使得利、艾二人在事业上得以薪火相传。意大利学者冯塔娜（Michela Fontana）教授指出利玛窦借助地理学、数学、天文学等科学知识结交中国上层士大夫，希望以此为基础传播基督教，之后身怀科学技术的耶稣会士大体延续了利氏路径，尽管传教过程波折不断，但科学知识已然成为沟通中西方文明的重要媒介。德国学者考兰妮（Claudia Collani）教授通过分析南明永历朝廷中瞿安德、卜弥格的传教与政治活动，对比清政权中卫匡国等人的相似行为，指出他们虽然服务于不同的政权，但都在为罗马教廷意图使全中国都皈依基督教的宏愿而身体力行。中山大学教授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指出利玛窦排斥宋明理学而推崇早期儒学，龙华民不认可儒学，而卫方济虽遵循利氏之法，却将宋明理学纳入解释基督教的思想资源之中。

淮阴师范学院李德楠《利玛窦眼中的京杭运河》通过分析利玛窦对京杭运河船只、闸坝及邻近的城镇、商业、官民生活状态的记述，指出这些内容成为构建中国形象的重要素材。湘南学院范大明《新航路开辟后西方人眼中的肇庆》通过现存明清时期西人之地图、文献、插图等资料展现了西来传教士所记录肇庆地区的繁荣景象，指出曾经的肇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前哨。肇庆学院李朝军《西方来华游历者视域中的近代中国形象——以英文游历文本为中心的考察》通过梳理西人游历中国所留文本来分析近代中国在西人眼中的形象，指出此时的中国形象已与明清传教士介绍的中国迥然不同，负面因素居多。

西方的知识、科学技术等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在中国得以传播，中国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西来的人与物。中南大学谭杰和中山大学薛灵美都关注了高一志的《修身西学》，一从来源论述，一从中西伦理学比较入手，认为其融合了西方哲学论著《可因布拉评论》和天主教伦理学论著《神学大全》，并在传播中主动结合利玛窦的中文著作，使得西方哲学、伦理学能够在华人信徒中顺利传播。宋爱军《法国耶稣会士与康熙<皇舆全览图>测绘》指出康熙时期法国耶稣会士白晋、洪若翰参与全国地图测绘，在技术和理念上贯通中西，制作出精准的地图，为巩固边疆、构建藩屏提供了数据支撑。郑州大学吴志远教授以明清时期河南地区取得的科技成就为切入点，审视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科技对于当时中国科技界的影响。

肇庆和北京分别是利玛窦进入中国大陆的起点和终点。刘晓生《总督刘继文改利玛窦“仙花寺”为奉祀吕洞宾之“仙花观”考》认为利玛窦离开肇庆之后，两广总督刘继文将天主教堂改作祭祀吕洞宾的道观，而非先前流行的改为王公生祠和变为寺庙。旅意学者宋黎明指出由于早期来华天主教徒被中国人谣传成拥有化汞为白银、炼眼成宝石的神秘人群，引发了部分贪官酷吏的觊觎之心，两广总督刘继文、肇庆知府王泮也牵涉其中，使部分中国信徒蒙受了牢狱之灾，此类冤案亦反映了当时传教事业的举步维艰。北京行政学院余三乐教授回顾了北京利玛窦及外国传教士墓地数十年的变迁，指出国内的传教士研究正向着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方向发展，墓地已成为镜子和历史的见证者。

商传教授在会议总结时还指出，嘉靖朝肃清东南沿海倭寇与隆庆朝完成与蒙古的议和保障了国家安全，也使明朝进行了有限的开放，这些都是利玛窦等人得以顺利来华并开展传教活动的大前提，不能武断地以闭关锁国作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

总之，本次会议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分析传教士的言行及中国各阶层的回应，既回溯过往，对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史、基督教传播研究具有推动作用，又立足现实，为当下的文化交流及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帮助。

                                                                       （长春师范大学宋继刚、肇庆学院赵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