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西位于燕山南麓，长城脚下，滦河之滨。这里有深厚的文化底藴，关于明代的历史资源也极为丰富：有蜿蜒87公里的明长城，有潘家口、喜峰口、董家口、青山关等古塞雄关，有明代“九边重镇”之一——蓟镇，有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总兵府，以及戚继光的传说和事迹等。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历史文化混然天成。10月21-22日，在这座美丽的山城，举行了明代蓟镇文化学术研讨会暨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戚继光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次会议由中国明史学会、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中共迁西县委、迁西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明史学者、长城文物学者、地方志学者及新闻出版界人士共100余名代表参加了这次次会议。中共迁西县委书记王东印致欢迎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致开幕词，著名古建筑学家、中国长城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讲话，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讲话，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南炳文主持学术交流；下午分三组进行研讨；最后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作大会学术总结。

这次会议主要围绕明代蓟镇文化、长城文化、戚继光文化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蓟镇文化

蓟镇是明代边防九镇中的东边第二镇，它建立的时间及其管辖范围向来是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范中义认为，蓟镇的建立是一个从武臣镇守到文臣巡抚的渐进过程，最终成形于成化八年。陈梧桐认为学界对明代蓟镇设立标准认识的不同，导致了对蓟镇设立时间上的分歧；他提出了不同于目前学界对明代蓟镇设立标准的观点，认为只要有武臣常设就可以看作“镇”成立，不一定要机制全部建立完成，不必等到文臣、巡抚、总督全部设立。胡凡则提出了不同于上述两种观点的看法，认为自明成祖继位蓟镇就形成了，即形成于洪武三十五年；九边军镇在洪武时已开始建立，洪武时已建有七镇；而研究其形成时间的史料应以《明实录》为准，明成祖不会篡改与自己做皇帝无关的史料，故比较可信，而其他相关史料都是嘉靖以后形成的，有误。

关于蓟镇管辖的范围，高寿仙认为，所谓蓟镇主要是指明代以镇府所在地为中心，包括总兵府之外的在整个北京长城防御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地区。范中义则认为，蓟镇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蓟镇是指戚继光镇守的区域，即东起山海关，西至七连口关；他又提出了“大蓟镇”的概念，即广义的蓟镇，其范围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

关于蓟镇的作用，罗哲文认为蓟镇是明代九边重镇之首，地位最为重要。韦祖辉认为明代蓟州镇为近畿防卫重镇，是关系京师安危的东大门。彭勇通过考察蓟镇在京师防御中地位的演变，认为蓟镇地位的提升与明代北边的防御形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李渡考察了蓟州军镇在明代“九边”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沈一民则专门探讨了蓟镇地位下降时期，在明清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

松亭关是当年通往大宁的要道，其地位可与山海关相比，可屯驻数十万兵马。“靖难”之役中，大宁及朵颜三卫军马入关，朱棣赴大宁，均由此关出入。但至明中叶以后，松亭关渐失军事作用，以至湮没无存。南炳文《关于明代松亭关的几点看法》对历史文献中松亭关纪事、松亭关位置的不同记载进行了梳理，还对松亭关的称呼问题进行考辨。韩怀诚、刘讯涛、关真全、陈力对松亭关出现的时间进行了考察，否定了松亭关即喜峰口一说，认为已经湮没数百年的松亭关遗址的确切位置是在潘家口西南方向五里。

此外，沈定平从袁黄《复抚按边关十议》看万历中期蓟镇的发展。肖立军对明代蓟州一带镇守武将驻地进行了考察，认为明前期蓟州永平山海镇守武将或总兵，或驻永平，或驻蓟州，或驻山海关一带，明中期蓟镇镇守总兵则移驻三屯营。潘秀华则对三屯营的历史演变作了清晰的描述与评论。陈时龙介绍了经营蓟镇的历史人物邹来学。

二、长城文化

蓟镇长城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热点。罗哲文认为，蓟镇总兵府及其周边长城是万里长城最为雄伟、最为壮观的一部分，复建蓟镇总兵府对于加强文物保护，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意义不可低估。董耀会认为，在万里长城沿线，像迁西县这样东北西三面都有长城环抱的地域绝无仅有；蓟镇总兵府是明代东西长1000公里长城防线的军事指挥中枢，与宣府、大同共同构成拱卫京师的屏藩，先后78位总兵驻守于此；而且，整个镇府雄伟壮观、装饰华丽，为明代典型的府衙建筑。李亚忠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查清了燕、秦长城正是在今京津唐秦，即在明代的蓟镇一线上；他还考证出蓟镇明长城和关城从明初到明末一直都在不断地进行维修，戚继光时明长城最为坚固雄壮。窦旭耀《大遗址保护与长城》提出应该对中国2351处文物中的500余处大遗址进行保护。朱筱新探讨了蓟镇长城的建造特点及价值，认为蓟镇长城的的建造特点是建筑形制结构多样、建筑与自然有机结合、强化长城配套建筑及设施的功能，蓟镇长城既有其历史价值，又有其学术价值。

此外，王丽梅研究了居庸关石刻的价值意义，认为现存的10余通居庸关碑刻不但反映了居庸关军事地位的重要性，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价值意义所在，即反映了当政者以其进行教化的愿望和目的。何宝善对《明实录》中修边工程的记录进行统计，还原正统至景泰时期的北方修边工程状况。

三、戚继光文化

谈到戚继光的贡献，罗哲文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是戚继光的功劳。范中义认为戚继光在蓟镇的成就是很大的，他在北方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落实御敌方略，二是完善了治军思想。丽波则联系中外，对戚继光军事改革的历史意义再次加以探讨，认为戚继光的军事改革站在军事战略的制高点上，高屋建瓴，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于戚继光在蓟镇，袁晓春介绍了2004年在山东蓬莱出土的戚继光亲自为其老师梁玠撰写的《明登仕佐郎枣强王傅昭节先生中谷梁公墓志铭》石刻，认为其史料价值极高，其中记载了戚继光在蓟州撰墓的经过，为研究戚继光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张凤林、张津铭以独特的视角，以董家口之战为切入点，探讨了戚继光在北方的战略思想——民族团结思想、武力震慑思想及和平思想。张凤林还考察了戚继光驻守迁西的具体时间。马静茹以戚继光与谭纶、张居正等官员的通信或奏议为主，探讨了戚继光在蓟镇初期的人事关系，认为戚继光在复杂的关系中，最终得到了谭纶、张居正等官员的支持，成就了一番伟业。徐春瑞从文学的角度对戚继光镇守蓟州、永平、山海期间所作边塞诗进行了研究和赏读。赵连赏根据文献记载，以戚继光为例，对明代蓟镇总兵官服等级做了细致的考识，向与会者展示了明代总兵服饰在六个系列官服中的等级区别，令听者受益匪浅。

    至于戚继光的命运，张翼飞认为戚继光之所以能够不断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乐观积极的性格，以及务实灵活的性格，而这种性格的形成，与戚继光从小受到的教育、成长的环境和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蔡玉臻则认为戚继光晚年穷困、悒悒而殁，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是偶然中的必然。

另外，于建华、于海杰对戚继光故居重建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思路和设计方案。

除以上三方面外，这次会议还涉及了明代的许多问题。岳天雷推翻了传统观点，认为“俺答封贡”的主持者和决策人应该是高拱，而不是张居正。高春平讨论了明代大同城镇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庞乃明认为欧洲势力东渐为晚明军事工程改良提供了契机。李新贵考察了明代陕西城市空间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认为军城之间的横向协同作战是明人基于陕西漫长的边防线与蒙古骑兵飘忽不定的进攻方式所致，而军城屏蔽郡城和郡城为军城提供粮秣补给的纵向联系，则与陕西重兵部署卫城及郡城转运粮秣的功能密切相关。杨艳秋则考察了明代边粮供应体制的沿革与变化。

对迁西境内的潘家口、喜峰口、三屯营蓟镇戚继光总兵府及青山关、榆木岭长城的实地考察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潘家口的水下长城、雄奇山水，喜峰口的重山叠峦、险关要隘，青山关的逶迤长城、叠翠青山，以及总兵府的碑刻等等，都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专家们认为，蓟镇镇府即“戚继光总兵府”极具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联名向有关部门倡议：应尽快在三屯营原址上对主体建筑进行修复，这对于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传承蓟镇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这次会议上，历史学界、文学界、考古学界都参加了讨论，可谓见仁见智，而且每个意见的根据对开拓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很有启发。此外，蓟镇作为一处重要的明代历史遗迹，为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一些学者也以新视角观察明代的历史问题，从各自的专业出发，为推进明史研究开辟了新局面。总之，这次研讨会不仅促进了明史研究工作，而且让沉寂多年的迁西县明代蓟镇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更有利于挖掘和开发迁西丰富的旅游资源。

                                                                   （文章作者：李成燕：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