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5—26日，由中国明史学会和昆明学院共同主办的“明代云南治理与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来自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56位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44篇。这是中国明史学会在云南首次召开的国际性学术会议。

一、明代云南卫所屯堡与移民开发。胡凡《明代云南都司陆凉卫考论》对陆凉卫的设置时间和设立原因有所考述。王雪莹《明代云南卫所屯粮征收的条鞭化》论述了云南卫所屯粮经过条鞭化后，从“役”向“租”转变，最终实现田土科则合并的过程。罗勇《明代滇缅边境卫所军户的社会流动——以永昌张志淳为例》考察了滇缅边境一个卫所军户家族的流动情况。张金奎《明初舍余制度与云南开发略论》考察了明初军户余丁的管理制度，认为大量余丁的存在，为云南边地的开发提供了人力资源。吕杨《“小云南”传说与明代军事移民》提出，东北和山东地区流传的“小云南”是指今天大理祥云县一带，其进入山东登、莱地区是通过军事迁移和流放两种途径。阿风《嘉靖二十七年云南临安卫董一言等卖房赤契考》认为，此契对考察云南地区契约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孟凡松《云南左卫职役来源初探》、祁海宁《南京将军山——一个典型屯堡家族的最后家园》、吕艳萍《安顺地区卫所屯田与屯堡文化的形成》、刘冻《汪湛海与明屯堡》等文对卫所屯堡的各层面有很好的揭示。

三、治滇方略与治滇实践。［美］鲁大维《元明之际的中国边疆：以云南与辽东的比较为例》认为，明廷塑造了一套“元朝话语”，以劝导故元臣民放弃元朝而归顺明朝，在对边疆云南和辽东的统治上亦如此。彭勇《“军民并治”与“土流兼治”——明代中央治理云南的理念及其实践论略》指出，明朝在云南实行军政、民政、军民等三套管理系统，每个系统又有流官和土官两种职官体系，其管理形态灵活。谢贵安以明朝国史《明实录》为文本，对其中云南巡抚记载之价值进行考论，订正了学界有关云南巡抚研究的某些缺陷和讹误。秦博将黔国公“幼镇”现象与云南军政权力结构联系起来探讨，由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的相互抵牾，揭示黔国公职权的衰变和世镇体制的逐步失效。叶少飞认为，成化年间云南蒙自的改土归流是因安南入境引发，这种来自外部的力量促使中国对边疆实行更有效、实质化的管理。侯官响对明廷开发和治理云南两百多年间的财政政策及转型进行了考察。程彩萍认为明代云南地区的司法控制遵循的是“以夷制夷”的思想，秦树才也指出，明朝在云南推行的是“不治为治”的策略，由此引发了中央王朝对云南治理日趋弱化的问题。而陈碧芬则认为，明朝坚定地将云南纳入全国“大一统”治理的视野之下，积极推进了云南与内地治理的一体化进程。关于晚明思想家李贽任云南姚安知府期间的治理思想、为政之道以及官修史志为何对李贽评价不一等问题，张献忠、阳正伟和王雪华都有可信的评述。胡鹏飞则对南宁伯毛胜镇守云南金腾的事迹有详实的考证。

二、土司研究。原瑞琴《从<大明会典>看云南土司制度的发展与嬗变》考察了云南土司的承袭、子弟教育、犯科惩罚和土巡司设置等问题。戴辉《明代大理土官与帝国边疆开发的互动——以邓川阿氏土知州家族为例》对大理土官的存留原因、土官职能和历代阿氏土官的事迹等有所探讨。杜志明《万历朝滇兵助剿播州杨应龙相关史事考述》对云南土汉官兵助剿四川播州杨氏反叛之由来、过程和功过等进行了梳理和考察。中国明史学会学长商传在会上呼吁明史学界应重视对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等问题的研究。

四、人物研究。与云南沐氏家族有关的论文有邵磊《明代第九任黔国公沐朝弼夫人谢氏墓志考释》、高春平《试论张居正惩治沐朝弼》，考察与云南有关的明初功臣事迹的有何歌劲《顾成、何福比较论》，他们的论述或考订详实，或颇有新意。陈时龙、柴锐对理学家罗汝芳在云南的乡约宣讲及各种讲学活动有细致分析。雷兴龙、余小聪对晚明崇祯朝礼部侍郎、南明永历政权阁臣、滇籍名人雷跃龙的研究，是有关雷氏研究的最新进展，作者否定了雷氏降清说。刘云川介绍了雷跃龙家乡玉溪地区重视乡贤人物研究的情况。沈映辉、沈映明对沈万三后裔如何来滇、在滇西的分布和发展情况等作出了有益探讨。

五、文学及其他研究。朱供罗《陆天麟创作行实录存》对明代云南本土文学家陆天麟的创作和生平有所钩沉。苏国有从方言、小说内容和文化传承等因素出发，认为《续西游记》一书的作者是明初在云南任教的兰茂。周兴涛认为，文学叙事中的武举描写透露出真实的历史和社会观念。蒋俊对以“茶马古道”和马帮文化为题材的纪录片进行了价值分析。刘祥学以明代云南地区为例，对明代海外香料的流动与香料植物的引进种植作出了细致考察，提出洪武末年可能存在一条从印度洋、缅甸到云南的贸易线路。

云南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主干地区，也是今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省份，这次会议不仅对历史上明代云南的治理与开发有更多元和深入的探究，也有助于云南将其历史资源与现实的“一带一路”建设紧密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