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适逢明代改革家张居正逝世430周年，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6月8日至10日，由中国明史学会、荆州市人民政府主办，荆州张居正研究会承办的“张居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张居正的故里荆州召开。来自中国内地21个省、市、自治区的6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明史专家以及来自中国香港、新加坡、法国的海外学者160多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为大会发来贺信，贺信说：“此次会议的召开，充分表明荆州市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精神方面所作的努力，体现了荆州市重视文化建设，着力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的正确思路。”中国明史学会的领导和荆州市的领导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张居正作为“伟大政治家、改革家”的历史地位。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毛佩琦概括张居正精神为“以身谋国、因时谋事、力挽狂澜、百折不挠。”

会议共收论文75篇，与会学者各自根据自己的文章做了发言并针对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论文涉及两大主题，一是张居正研究，另一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以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问题研究。

有关张居正的研究，多是围绕张居正当国时期诸多改革政策展开的，兼有对张居正生平、交往群体、学术思想以及遗存文物的发掘探究，可谓鸿富而不失精微。

政治、制度史方面，田澍的《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对张居正是不是改革家的回答》，从嘉、隆、万三朝的革新性时代特点为切口进行分析，认为张居正的改革正是明世宗改革运动的延续。吴仁安的《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刘祥学的《论明末的政局走向与张居正评价》，系统评述了万历以来阁臣、言官、党派间复杂的斗争关系，并通过描述张居正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对他作出了正面的评价。法国学者马骊的《张居正：错位君臣及其后果》，从万历初年张居正权力膨胀，甚至扮演了皇帝的角色这一现象出发，分析了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特殊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后果。李绍强《再论张居正与宦官冯保的联合》一文，从中国传统政治中常见的皇帝、后宫、宰相三架结构出发，论述了万历初期张居正阁权加重的问题。香港学者谭家齐的《惩贪与灭盗——张居正对嘉靖隆庆时期地方治安问题的理解及相关的解决方案》一文，着重研究了《张居正文集》中涉及惩治贪污和镇压南方海盗、农民及少数民族起义的资料，从中钩沉出张居正执政时期改善地方治安和推动地方发展的举措。赵克生的《略论明代文官的夺情起复：以李贤、张居正为中心》，以张居正、李贤的夺情、起复过程为线索，系统论述了明代的相关制度。

关于张居正时期“一条鞭法”的推行及其他财政、经济政策的实施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会议论文于此多有涉及，在研究的深度上亦有所推进。对明代当时财经政策的研究方面，林延清《张居正抑制宫廷支出的努力及其作用》、苏新红《张居正当国时代的中央财政制度改革——以太仓库为核心》，均论述了张居正为改善国家财政状况所作的努力。另外很多与张居正改革有关的经济史研究，注意深入、细化地考察经济政策在地方的具体执行情况。吕杨的文章《橘化为枳：一条鞭法的北方困境》，着重探讨了“一条鞭法”在不同地区推行时所遇到的不同情况与结果，以及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原因。这一新视角有助于我们将“一条鞭法”的研究引向更加细致微观的层面。高春平的《张居正与万历山西清丈研究——以太原府清丈个案为例》，着眼于再现张居正清丈田土的工作在山西太原府执行的细况。展龙的《张居正改革时期水利事业管理与运营研究——以黄、淮、运和三吴水利为中心》、李德楠的《张居正与嘉隆之际胶莱运河的治理》等文章，系统论述了张居正的地方水利、河道政策，评析了这些政策的得失，对人们深化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很有帮助。

军事史、民族关系方面，何宝善《张居正经营北方边务》一文以张居正文集为主要史料来源，综合呈现了张居正执政时期的北边策略，肯定了其功绩。彭勇《明“平蛮碑”与建武所之设——兼论张居正的民族观》，以碑刻史料为基础，还原了万历初期张居正主持平定都掌蛮起义的经过，并比较了张居正对南、北少数民族的政策性区别。沈一民《张居正与明朝女真政策的转变》，肯定了张居正对女真地区积极经营的策略，并认为张居正、李成梁身后良才无以为继的情况是明朝失去对女真优势地位的重要原因。

思想、文化方面，高寿仙《治体用刚：张居正政治思想论析》一文，综合中国政治哲学的沿革脉络及万历朝历史现实，得出“张居正的政治思想是应现实政治需求而产生的儒、法交融的实用主义理念”的结论。陈时龙的文章《论张居正思想的演变》，系统梳理了张居正学术思想三个阶段的变化，再现了张居正面对执政现实，从讲学支持者转变为讲学禁止者的过程。何威萱《张居正理学思想初探》一文，着重介绍了张居正理学思想中具有王学特色而不入王学之争的独到之处。李桂生《李贽评价张居正为“宰相之杰”原因探析》，从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对张居正的高度评价为切入点，揭示了李、张二人思想的共通性，使人们对李贽、张居正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新加坡学者李焯然《帝王之学：张居正及其〈帝鉴图说〉》一文，介绍了张居正所编《帝鉴图说》一书的内容特点和编纂源流，并在研究该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张居正对万历帝教育的成败问题。王丽梅《论张居正对神宗朱翊钧的教育》及夏柯《试论张居正对万历帝的早期教育》，均着眼于探究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教育失败的原因。朱子彦《论明代万历朝的经筵制度》，从经筵制入手，研究了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教育的成败得失。原瑞琴的《张居正与〈大明会典〉纂修》，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了张居正主持修正《大明会典》的过程，肯定了张居正精心编纂一代典章的重大贡献。

参会论文中涉及张居正生平行实、交往群体的研究为数不少，且多从细节处探讨，使得张居正研究愈发细致化、生动化。孙祥宽的《张居正祖籍考》对张居正的籍贯问题作了系统考察，得出张居正祖籍为安徽定远的结论。赵毅的《张居正与戚继光关系论略》，联系万历初期的政局状况，梳理了张居正提拔、支持戚继光整治北方边务的过程，肯定了张、戚关系中的积极性因素。高春平、卫永红《张居正与山西官商家族——兼谈中国封建后期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与张舒、张正明《张居正与晋商》等文章综合政治史、经济史，对张居正与山西商人的关系及这种关系对政局的影响作出了分析。冯明的《张居正改革群体的形成与特征》，将关注点落在参与张居正改革的人群身上，以张居正的政治履历为线索，分析了这一群体出现、形成和解体的过程。朱亚非《张居正与两位山东籍官员的交往》一文，介绍了张居正与杨巍、孙慎行二人在政务交往中的互动。江柳青的《张居正与洪朝选案》，通过详细考察张居正与劳堪、洪朝选的关系，从史源的角度论证了历史上关于张居正杀洪朝选的传闻实为洪氏后人的编造诬陷。

结合历史实物对张居正进行研究是本次会议引人入胜之处。张全的《试析张居正的六首轶诗和书法手卷》向人们展示了荆州本地所珍藏的张居正文物，彰显出张居正的文化修养和治国韬略。姚丽荣的《张居正〈应制题百子图〉与明定陵出土的百子衣》一文将张居正《应制题百子图诗》和定陵王皇后、郑贵妃墓出土的陪葬百子衣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分析了郑贵妃陪葬百子衣多于王皇后陪葬衣的原因。赵连赏的《从张居正蟒服像看明代赐服现象》详细考察分析了张居正的蟒服像，并以此透视了明代官员的服饰形制，揭示出服饰附着的制度化因素。

本次参会论文中还有庞乃明《〈明史·地理志〉荆州地理考误》与肖立军《明代荆州卫等卫所与地方秩序》二文，陈二峰《明代荆襄地区的民间信仰》一文，分别从历史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张居正的故乡荆州做了研究。

有关明代嘉、隆、万三朝以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厚。嘉靖、万历朝政局方面，赵轶峰《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一文，选取明代士大夫群体，尤其是阁臣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政治诉求等方面系统论述了嘉、隆、万三朝呈现出的政治文化特征。吴锐的《从新发现的著作看黄绾在嘉靖议礼中的活动》，以新见的黄绾论议礼奏疏两种为基础史料，围绕中国古代宗法制的特点，批评了嘉靖帝不继大宗的做法及张璁献媚求荣的行径，文章从资料到论点都令人耳目一新。齐畅的《宦官麦福与嘉靖朝政局》，以碑铭为重要资料，梳理了太监麦福的生平履历和人际关系网，从人物研究出发，揭示了嘉靖朝政局不为人知的一面。秦博的《嘉靖朝“银印密疏”制度》，研究了嘉靖朝“银印密疏”制度的来龙去脉，从而探讨了明代中后期内阁议政的私密化倾向及君主专制的加强。王雪华的《〈金陵琐事〉所见明嘉靖朝清官》，从南京地方史乘中提炼出了嘉靖朝若干南京清官的事迹，分析了这些官员在当时政坛上的积极作用。阳正伟的《浅议万历党争的起因》，试图从言官的角度考察万历党争的起源问题。王海妍的《明代监生入仕探究》，梳理了明代对纳监生的铨选制度，并以纳监生升迁困难为例，评析了明代嘉、万以后官员选拔制度的弊端。

社会经济方面，日本学者森正夫的《陈子龙与江南社会》，以区域经济的视角，深度挖掘了明末士人陈子龙在明朝即将覆灭的大背景下，针对江南地区所提出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构想。刘利平《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财政支出、财政盈余及财政功能》一文，深入研究了太仆寺这一机关在明代中后期所承担的财政功能，并以国家其他部门侵夺太仆寺储银这一现象为着眼点 ，阐述了当时明代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问题。陈志刚的《再说江南农业生产的内卷型商业化与边缘化——以明中后期政府的农政管理体制为中心》，以现代经济学理论视角分析了明代农业经济管理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前沿性。李俊丽的《明代漕船漂流的规定》，详细介绍了明代朝廷对漕运漂流的勘查、漕粮遗失补赔、追究漂流责任、防止借漂流作弊的制度化规定，提高了学界对这一冷门专题的关注度。余清良的《明代“里”、“图”、“里甲”含义考析——以福建地区为例》，细化了传统的明代里甲制度研究，较深入地考析了明代地方组织名称所包含的不同意义及名称背后制度化的差异。胡凡的《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军事与经济的影响》，讨论了明代北边防御体系造成的国家财政困难及北方重役等经济问题。赵燕霞《明代大同镇的职能变迁》分析了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政局变化、人员流动、商业环境成熟等条件的形成，边关军镇逐渐衍生出商业职能，甚至成为边贸中心的历史现象。

思想、文化方面，刘勇的《明万历年间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以李材与何乔远的互动为例》一文，通过研究李材援引何乔远为门徒但遭到何抵制的事件，分析了晚明各理学宗派间存在的互动、交流和竞争等复杂关系。陈冠华的《何瑭〈儒学管见〉所见的儒学理想及其思想史意义》，通过《儒学管见》一书，深究了明代中后期思想家何瑭的理学成就，并重新评定了何的思想史地位。刘晓东的《明代私塾中的“师徒”关系》，从明代私塾师生关系这一微观视角切入，着重分析了明代中后期功利主义风潮影响读书人，士风异化的现象。张献忠的《从精英到大众——晚明商业出版与文化下移》一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了晚明商业出版的通俗化、大众化问题，并对这一现象的文化意义做了论述。刘明杉的《明代官窑制度与实际应用——兼谈嘉万以降文人的精致生活》，结合实物，详细论述了明代官窑瓷器烧制的制度化运营状况，并以此为基础，深入挖掘了晚明文人从文玩鉴赏行为中彰显出的文化品位、生活情趣。

民族、外交关系方面，奇文瑛的《论辽东自在州南迁的变化——兼及辽东行政问题》，论述了明代中后期朝廷对女真达官安置州的政策性调整，尤其讨论了在文臣节制地方的体制下，管理南迁自在州的文官有实权而无机构依托的行政困境。郭渊的《〈筹海图编〉与明代海防——以疆界舆图为考察中心》，通过研究《筹海图编》一书内的古地图，发现明代政府即将东、南海诸岛划入疆域版图内，隶属防倭、抗倭之区域。作者认为这些地图显示了明代的海疆意识，是维护我国东、南海诸岛领土的有力证据。郑洁西的《万历二十六年明朝定议征讨日本本土》一文，通过梳理当时的奏疏文献，发掘出万历年间明朝欲进攻日本本土以彻底平除倭患的计划。孔颖《明季葡澳“倭奴”之辨析》考察了明末客居澳门的日本奴隶的情况。

人物研究方面，龚剑锋的《论明代嘉靖朝榜眼程文德的政治、文化成就》，以程文德珍本文集为史料，论述了这一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的文人的成就。何歌劲的《万历年间一贤令——知县包鸿逵评述》展示了包鸿逵作为湘潭知县的地方治理功绩。日本学者土屋悠子的《关于明嘉靖时期太医院使薛己的治病记录》，细致再现了太医薛己的医疗事迹，兼论明代的太医制度，是不多见的医学史研究。

此外，黄阿明的《明初磨勘司考论》，考证了磨勘司这一机构的品级、职能，并以此机构的兴废为线索，透视出朱元璋时期国家机关的架构特点。

通览所有与会论文即不难发现，与以往对张居正的研究相比，本次会议论文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研究的综合性与贯通性；一是研究的深入与细化。

关于综合性与贯通性，学者们试图将嘉、隆、万三朝历史有机地贯通，汇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内容为一炉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考察。他们打破、走出传统史学的壁垒和窠臼，尝试在有明一代甚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宏观地审视张居正及其时代所处的位置。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很多新角度、新问题得以发现，很多具有理论性、总结论的观点被提出。诸如“张居正思想源流”、“张居正是不是改革家”、“嘉、隆、万三朝改革的延续性”、“明代士大夫群体的政治诉求”等等，都是在本次会议中提出或进一步强调的重要历史课题，值的学者进一步探讨和争鸣。

关于研究的深入与细化，在本次会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学者在研究张居正改革、晚明社会变迁等问题时，开始将目光转向地方社会和历史人物间的微妙关系，通过深度挖掘地方志、碑刻族谱、稀见文集，甚至非文字的实物资料，用以展现历史的细节，即以微观视角修正传统看法，理清疑难问题。这一类的研究主题有“一条鞭法在不同地区的推行状况”、“张居正交往群体”等等。

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学者着力于结合以上两种研究视角，使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具体化、理论化的态势。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对张居正和明代嘉、隆、万时代的学术研究，促进了荆州文化事业的发展。正如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南炳文先生所言：“研讨会内容丰富，学术上大有收获，是名副其实的大规模学术讨论会。通过对明史、张居正的研究，使后人对张居正的改革思想更加清晰、为今后开展张居正研究提供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秦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