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录音记录，并经本人审读定稿）

大会主席、各位专家大家好！

    受大会委托，我做大会总结发言。

    这个会议叫做“朱元璋暨凤阳帝乡文化学术讨论会”。大家提交的论文都很好，我就说点想法吧。为什么呢？刚才各个小组负责人都已经就小组的讨论分别做了发言，如果大会再重复，就没有必要了。

    第一个，我认为，这个会是以朱元璋为核心，涵盖整个明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军事，各个方面的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可以用三个“三个高”字来概括。第一个就是高规格。你们看，在座的都是明史各方面的专家，大都是几十年从事研究的饱读硕学之士。第二个是高效率。上午举行开幕式，然后是一个单元的大会发言。下午又是一个单元的小组讨论，再加上闭幕式，就能解决这么多问题，高效率。第三个是高水平，这是非常有学术内涵的这样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虽然叫朱元璋或帝乡文化研讨会，但是与会者针对明代历史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看法，你们看：对帝乡文化、朱氏家族、光禄寺、法制、理学、学校、工程建筑、印刷刻版、器物纹样，等等，都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有的虽然是老题目，但是观察的角度有新意。所以我说这次研讨会是一个高规格、高效率、高水平的会议。

    第二个，我觉得，这次会给我们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主要的启示我想有这么几点：

    一，就是要求我们重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史学理论和方论上我们要严肃地审视一下，现在在史学界和学术界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在大会上发言，用他们的研究给我们做出了某种示范和引导。有几位作者，高屋建瓴，能够从朱元璋出发，纵观古今政治，比如说马骊女士的发言，很有新意，虽很短，但很深刻，借用政治学的观察方法，跨越史学内外。我们需要用史学家的眼光，就是贯通的眼光，站在高处来俯看历史。

    二，这次会议我们有幸请到了不同学科的朋友来参加研讨。比如说，在座的晋宏逵先生是文物界的；还有刘纯彬先生，是学经济史的，他们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史学界长期培养新人，长期研究本领域，但和其它学科不太交叉，这是个缺陷，而这次会议带来了新风。虽然只是一点一滴，只有一二位不同专业的学者参加，但是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发，比如说，刘纯彬先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跟我们史学界的朋友单纯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就有区别。一些新方法往往会使我们顿开茅塞，或者说另辟蹊径。

    这是第二个启示。我们的史学如果能够借鉴不同学科，如果能够进行跨学科研究，将使我们的眼界大大开阔，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深入，有所突破，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第三个启示，这次会议的论文当中，有朋友采用了田野调查的方法，比如，关于“钟离之东乡”在哪里？就进行了田野调查，找了当地的乡老，采用了他们的笔录。这种作法实际上是史学的一个传统作法，但是好长时间不用了。司马迁先生，这个太史公，当年写历史，到处去考察，到处去访问。可现在都不用了，为什么？因为书太多，看不过来，没有时间访问。实际上，很多民俗的、历史的、社会的材料都仍然保存在口头的历史上，也保存在田野的文化遗存当中。如果能够把室外考察、田野考察也引用到历史研究中，那么我们可以提倡一种三重证据法。这是我在一些场合，多次提到的。王国维先生说：我们生在今日，有幸用地下之文物来验证传世的文献。这叫做二重证据。我们再加上一重证据，社会考察，如果我们能够进行社会考察，把活的、社会生活当中的历史遗存，也作为我们的研究资料，就会丰富我们的研究手段，这就是三重证据法。它可以翻开新的视角得到一些新的材料。

    第四个，这次学术讨论会，对于我们审慎地使用史料，重新回归严谨的汉学传统具有启示意义。朱元璋的家乡在哪里，出生在哪里？是一个需要进行细致的考据的题目，这一类题目是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清代学界，非常擅长的。对于史料的鉴别，对于史籍的编辑整理，如同老吏之断狱，严密审慎，必证成铁案，不可推翻。现在一些人很容易就写出一本大书来，在电脑上下载一些文件，就写出一本书。史料的鉴订，史源的追溯，全然不谈。这次会上的的一些论文，通过地方志，通过碑传，通过不同书籍版本，通过史源追溯，历史事实的流变，认真推断，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次学术讨论会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要恢复和发扬优良的学术传统，好的东西不要丢掉。

    另外，我在一些场合经常提出我们要有三个坚持，在这里，作为我学习大家发言的体会，也不妨再重复一下。我觉得，我们史学研究和民间文化方面之所以遇到一些困惑，就是我们没有三个坚持。

    这三个坚持是什么呢？第一，是一句老话，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要为了什么目的，来说“是”或者“不是”，不要为了功利性的东西来使我们的研究走上歧途，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定要坚持。我们研究哪一段历史，肯定比较熟悉那一段历史，但不是说热爱这段历史、喜欢这段历史当中的人物或这段历史当中的事。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该是冷静的、理性的、严谨的，严禁用个人的感情掺杂到他的研究和学术当中去。当然，作为一个有感情的人，一个社会的人，不可能完全抛弃个人的感情，但做史学工作要对此提出严肃的要求，这是史学工作者应该进行的修炼。

    第二，就是要坚持进步的原则。进步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倒退。我们研究明史，倒退到明朝，我们研究朱元璋，倒退到崇拜朱元璋，可以吗？我们今日有今日的立场，有今人的角度，我们对历史是冷静的、批判的，是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这就是坚持进步的原则，避免那些研究什么喜欢什么，崇拜什么，恨不能倒退到古代的情况。现在，一些文化产品充斥迷信愚昧，是应该反思的。

    第三，就是坚持对于先贤研究的成果，对于历史上久经考验的结论，不要轻易推翻的原则。本来没有什么事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怀疑是必要的，但不要无端怀疑。推翻前人的结论也是正常的，但要有理有据，如果没有理没有据，虽然我们可以不理它，可又不能不理，因为有些属于根本性的、必须回答的问题，比如明清之际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如果我们再写一部明代史？能不回答吗？不能。我觉得一些坚持了几十年，几百年，有的时候是上千年得到的基本理念，基本共识，不要轻易推翻，那是前人通过劳动得来的结论，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要轻易推翻。

    以上是我从这次会议得到的三个启示和三个坚持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进步的原则，坚持基本理念和相对稳定的结论，不要轻易改变的原则。

    最后还有几句话，是关于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关于朱元璋出生地的。刚才几位小组代表、负责人都已经说了，对于朱元璋的出生地没有异议。大家一致认定，朱元璋出生在今安徽凤阳境内。但我还有一点问题，如果回答了，大家的论证可能更完整。与会者说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在明朝的凤阳，因为明朝凤阳很大，也包括今江苏盱眙，所以就必须说清楚，怎样论证出出生地就在安徽今凤阳境内呢？这大家都已经进行了论证，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认为这个结论还有需要完善和进一步让它立于扎实之地的空间，比如说：东乡、西乡的问题。东乡究竟在哪里?安徽的刘思祥先生讲，东乡是地名，那西乡呢？是地名吗？那东乡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它既是方位也是地名，如果西乡仅仅是方位，也应该说清楚。朱元璋说“皇考五十而朕生焉”。中国说九、说八、说三等等，都是成数，说五十、一百有时也是成数，但朱元璋的自述不是四六文，不是骈文，不是诗歌，不需要整齐对仗。你可以说五十是成数，但不太服人。朱元璋说四十七为什么不行啊，要说五十？掐指一算，朱元璋出生时他父亲应是四十七，中间差三年。如果把这三年说清楚，那么关于出生地的结论就更稳妥，更不可动摇。所以决不能忽略这三年，决不能简单地说那是成数就一笔带过。我认为我们的结论虽然说大体形成了共识，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注）

    总之，我们的会议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这个成果不仅仅有前面所列的各项，还在朱元璋的出生地上得到了一个大体的共识，虽然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努力，使这个论点，或说法，更加令人心服口服，无懈可击。

非常感谢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谢谢大家的精彩发言对我的启示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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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皇考五十而朕生焉”这个问题，会后高寿仙先生专门对此作了研究，在《关于朱元璋出生地研究的史料问题》一文中作了回答，并收入本论文集。另，关于东乡、西乡，可参阅夏玉润先生《元代朱元璋家族迁徙史考探》一文。